梵学在中印文明交流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公元前16世纪至15世纪，梵学在印度传统知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15世纪之后，梵语的地位逐渐被新兴方言所取代，但它对印度语言的贡献仍旧不可忽视，众多词汇被广泛吸收和使用。泰戈尔创作的印度国歌《人民的意志》就是一个突出例证，其采用的孟加拉语书面语深受梵语的影响。对中国学者而言，梵学就是理解印度历史与文化的钥匙。通过梵学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探索两国文化的共通之处，促进相互之间的学术合作与文化交流。

中国当代梵学研究，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两大重镇。其中，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系统开展梵学研究的学术机构。1946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梵学研究的新起点。他们不但建立了专门的人才培养体系，而且通过恢复梵文原典翻译传统和基于原典的深入研究，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语言与历史、印度古典文学、印度哲学、印度语言学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改革开放后，他们亲手培养的一批学者，如黄宝生、王邦维、蒋忠新、郭良鋆、葛维均、段晴等，陆续成为中国梵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前述领域继续深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推动着中国梵学研究持续向前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自创建起，就是中国梵学研究的重要机构。从20世纪50年代末始，随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成立，一批杰出的梵学学者汇聚于此：吕澂、王森、吴晓铃、徐梵澄、巫白慧等前辈在佛学、印度古典文学、印度哲学等领域，成就斐然。2010年，梵文研究中心成立，黄宝生担任主任和首席专家，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梵文研究领域的地位。

至今，中国当代梵学研究者已在印度古典文学、佛学、印度哲学、亚洲古代社会文化等领域取得了系统性研究成果。

第一是印度古典梵语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季羡林、金克木二位学者的代表译作史诗《罗摩衍那》、故事集《五卷书》、戏剧《沙恭达罗》、长诗《云使》以及《摩诃婆罗多插话选》等为这项工作树立了典范。黄宝生、赵国华、席必庄、郭良鋆、葛维均、李南、段晴等诸位学者不畏艰难，经过17年的不懈努力，在2005年完成了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译本全六卷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这部422.4万字的中文译本也成为该史诗在当今世上仅有的三种文本之一。梵文研究中心成立后，古典梵语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得到更多重视。十几年来，梵文研究中心以《梵语文学译丛》为名，共出版了16种图书，包括《十王子传》《本生鬘》《鸠摩罗出世》《牧童歌》《茉莉与青春》等，涵盖诗歌、散文、戏剧等印度古典梵语文学的主要文类。这个译丛和前述学者们先后译出的作品，囊括了印度古典梵语盛行时期的大多数经典文学名篇，为中国读者了解丰富的印度古典文学打开了一扇大门。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梵语古典文学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季羡林的《〈罗摩衍那〉初探》、金克木的《梵语文学史》、黄宝生的《印度古代文学》《梵学论集》等著作，是该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

印度古代丰富的文艺理论文献也是译介和研究的重点。金克木的《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和黄宝生的《梵语诗学论著汇编》（增订本）通过翻译原典，首次比较全面地把印度古代的文艺和美学理论介绍给中国学术界。黄宝生撰写了《梵汉诗学比较》和《印度古典诗学》两部著作，将印度古代文学作品和理论置于比较视野之中进行分析，无疑是中印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第二是基于多语种佛经文献的佛学和佛经对勘研究。季羡林、金克木二位学者任教北京大学后，利用梵文佛经和其他梵文文献，在佛教语言、历史、文化交流等领域作了诸多探索，形成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等多部论文集。季羡林领衔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以及王邦维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更是中国学者运用梵、汉等多种语言文献，对中印佛教史以及佛教文化交流史所作的创新性研究范例。郭良鋆的《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则依托巴利语三藏原典，展开对原始佛教和佛陀形象历史演变的研究，从而推动我国的佛教史研究向其历史源头不断迈进。

此外，中国佛经翻译事业历经千年，成就显著，其规模与影响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独一无二。佛经翻译多倚仗梵文原典，通过多语种文本对勘方法对可追溯原典的佛经进行对勘研究，不仅能够为这些佛经译本的标点和注释提供重要参考，提升中国佛教文献整理和研究的整体水平，同时也有助于梵文佛经抄本的整理工作，进而支持和促进印度古代文化的保存与研究。自2010年以来，由黄宝生领衔，梵文研究中心组织一批青年学者投身梵汉佛经对勘事业，推出《梵汉佛经对勘丛书》，已出版著作11部，另有2部待刊。其中，在中国佛教史上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代表性佛经悉数在列，如《入菩提行论》《入楞伽经》《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心经》等。北京大学也有多人投身这项事业，段晴的《于阗语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藏佉卢文尺牍》等著作以及罗鸿、萨尔吉、叶少勇等对《佛颅续》《无畏疏》《大方等大集经》《中论颂》《佛护释》等佛经的梵藏汉多语校注，皆是重要成果。

第三是印度古代哲学经典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历史上印度很多宗教哲学的思想概念通过佛教的传播成为我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形成以儒家为主干的儒道释文化。同时，我国的道教思想、科学思想以及大乘佛教哲学，亦对印度思想文化产生了影响。我国早期的梵学研究以印度哲学研究为亮点。新中国成立后，徐梵澄翻译的《五十奥义书》和《薄伽梵歌》让中国读者首次得窥印度古代哲学经典的真面目。巫白慧的《印度哲学》和黄心川的《印度哲学史》至今仍惠泽学林。近20年来，黄宝生翻译的《奥义书》《薄伽梵歌》和《瑜伽经》，姚卫群著述的《印度宗教哲学概论》《佛教与印度哲学研究》《印度婆罗门教哲学与佛教哲学比较研究》，孙晶撰写的《印度吠檀多哲学史》等作品，是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作。

第四是以中印为重点的亚洲古代社会文化研究。限于文献资料的多样性和文化演变的复杂性，对南亚、西亚等地区古代社会文化的研究一向面临诸多困难。即便如此，我国学者仍在一些特定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季羡林曾对中国造纸法和蚕丝输入印度的时间和途径、亚洲各地区国家间的制糖交流史等问题作深入探讨，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蒋忠新译出《摩奴法论》为研究印度古代社会结构和伦理规范奠定了基础。陈明则深挖中印和西域地区古代医学交流史，出版了《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天竺大医：耆婆与〈耆婆书〉》等著作。这些成果展示了古代各文明间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广泛交流互鉴，可谓弥足珍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